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中共“七大”旧址，建造于上世纪40年代，可容纳千人，基本使用旧料建成且没有立柱，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又遭受战火洗礼，至今仍完好无损。

没有钢筋水泥浇筑大梁，没有吊车起重机搬运物料，要在狭窄靠山的杨家岭建造起这样一座气势宏伟、美观大方的大礼堂，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三十多年前，我有幸聆听了杨老对大礼堂设计建造过程的回忆，受益匪浅，终生难忘。”提及中央大礼堂的建造者杨作材，时任延安大学宣传科长的王双才满怀敬佩。

杨作材出生于1912年，是著名建筑家杨达聪之子。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重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冶金工业部设计司司长，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顾问，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杨作材博闻强记，好学不倦，不但精通英语和日语，还系统自修了父亲所从事的建筑行业的相关知识。自武汉大学毕业后，他投身革命事业，于1938年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杨作材接到了建设安塞李家塔礼堂的任务。他克服木材紧缺等一系列困难，亲自设计、绘图、选材、选址、施工，仅用四个月便完成了堡垒式二层楼礼堂和300个窑洞的建筑任务。

因工作表现优异，杨作材受命相继设计并建造了枣园后沟礼堂、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大楼、王家坪中央军委机关礼堂及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等一大批建筑，其中，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和中央办公厅大楼现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

凡事坚守原则，决不能有特权思想，这是杨作材多年来恪守的行为准则，也是他对子女的一贯要求。在儿子杨正眼中，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严格到程式化的公私分明：“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后在多个部门担任重要职务，他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身边人，从不搞特殊化，教育我们勤俭节约，并告诫我们不能以高干子女自居。”

为此，包括杨正在内的所有家人，无论是上班上学，还是外出办事，一律都是搭乘公交车或骑自行车，从来没有坐过一次杨作材的专车，哪怕是顺路。

“父亲时常教导我们，要学好本领，为国效力。我在大学的专业是飞机制造，毕业后本想留在北京工作，父亲却说：‘留北京干什么，学飞机制造的，到西安去。’”杨作材的“不近人情”，让二女儿杨立至今仍记忆犹新。

抗战胜利后，杨作材工作调动频繁。担任东北林业局长期间，为满足前方的大量木材需求，他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千方百计完成任务，从采伐、加工到运输，一天常常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过度的劳累和阴冷潮湿的住所，为他后来罹患肺结核埋下了隐患。

“文革”后期，杨作材主动带着四女儿杨宏到襄樊“五七干校”下放锻炼。“下放期间，父亲时常叮嘱我要自立自强，并且做到了以身作则。”杨宏说，“肺结核手术后，父亲只有一侧肺叶能够维持正常功能，时常感觉气力不足。但他并没有降低工作强度，仍然坚持定时到各个连队检查指导。”

据杨宏回忆，初到干校之时，杨作材发现干部居住的房屋十分简陋，就结合自己在建筑方面的经验，邀请丹江水库大坝的泥瓦工师傅们一起，手把手教干部盖房子。最终，大家自力更生，住上了自己亲手盖出来的红砖瓦房。

长久以来，杨作材秉承俭朴作风，从不讲究吃穿用度。在延安从事建筑工作的日子里，他几乎天天与工匠们泡在一起，工人们抽的旱烟袋，抹一下递给他，他也不嫌弃，照抽不误。

任襄樊“五七干校”校长期间，国家专门给杨作材配了吉普车，他却总是强忍着肺部的不适，吃力地骑着自行车到处跑。有时路途过于遥远，不得不坐车出去工作，他也要让司机开慢点，免得扬起许多灰尘，影响道路两旁的行人。

“父亲对个人名利看得很淡，把钱财视为身外之物。”杨正回忆说，“杨家岭大礼堂建成后，时任军委总参谋长王若飞命人刻了一块碑，写上了父亲的名字，要砌在墙上，父亲却让人把它砌在了大礼堂东侧的墙基里。爷爷在庐山的别墅和九江市区的老宅，父亲不主张继承，并要求我们放弃继承。”

杨作材一生视工作如生命，时刻保持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在重工业部任设计司长期间，他领导组建了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及建材等设计院和各地区的一些分院；在国家建委工作期间，他主管工业、交通，极力纠正了当时设计施工中的不正之风，推动了中央倡导的“设计革命”；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他分管城市建筑和交通，端正了当时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

杨作材逝世后，中共中央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新华社北京1989年12月1日电讯中写道：“杨作材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奋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