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与人格国性

经典是民族文化的最高形态,认识一个民族,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读它的经典。要了解欧洲文化,就不能不读《圣经》;要了解伊斯兰文化,就不能不读《古兰经》;要了解中国文化,就不能不读《论语》《孟子》。经典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是因为它关注的是社会最本质、最深层的话题,即价值体系问题。所以经典的话语历久而弥新,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二十世纪初,中国经典在一片质疑声中衰微,但也有不少前辈起而捍卫它,有些论述精辟隽永,至今令人回味无穷。1913年,严复在中央教育会作题为《读经当积极提倡》的讲演,提出经典教育的主题是人格与国性的观点:

夫读经固非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加无损,乃因吾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

严复是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学者之一,早年就读于福州船政学堂,留学于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曾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之深,罕有其匹,有“中国西学第一”之誉。严复历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复旦公学校长、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北京大学校长等教职。对于中国教育向何处去,国民教育如何引导民族自强与自立等涉及办学宗旨的大问题,严复岂能不深思长考。他认为,用经典教育的第一目的是培养人格,对于所有国民而言,做人是第一位的,没有人格就不能算人。严复生活的时代,国运飘摇,山河破碎,要挽回颓势,以培养人才为先,而培养人才,以人格为急。人格如何,关乎国家命运。

严复持论并不孤独,许多知识精英有此共识。1911年,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首任校长为唐国安,他将“人格教育”作为教育的总目标。1913年,周诒春接任校长,他说:“我清华学校历来之宗旨,凡可以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未尝不悉心尽力”,“清华学校,素以养成完全人格为宗旨,故对于三育所施教育之功,不遗余力。”1925年,时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在秋季始业式上说:“所谓教育,是欲养成高尚完全之人格。”在严复此次讲演的次年(1914),梁启超应邀在清华作了题为《君子》的著名讲演,通篇所谈都是人格教育。

近代以来,尊孔与反孔,成了社会争议的焦点。提倡读经,是为了表达尊孔的诉求,还是为了用线装书炫耀于人?严复说都不是,读经不是“为人之事”,不是读给别人看的;孔子是举世公认的文化名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你读不读经,丝毫影响不了他的历史地位,所以说“其于孔子,更加无损”。那么,为何还要读孔子的经典?严复的理由是:“吾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孔子生于春秋乱世,但依然怀抱着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理念,为此而删述《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教育人们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核心是修身,是包括天子在内的所有人的人生必修课,这就是《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孔子之后,孟子发挥孔子的人格学说,把“仁、义、礼、知”等四种善端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后世的学者,不断丰富与完善关于人格的内涵,如韩愈解释仁义道德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可以说,《四书》论述的核心,是如何修身,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人。

严复责问教育界的反对读经者:“试问今日之司徒,更将何以教我?”如果不用这些经典教育国民,你们又用什么做教材?有人会振振有词地说:我用英美的经典来培养中国人的人格!严复回答说:“如此则亡国性,”“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丧失国性就不配做中国人。

什么是国性?严复说:“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未真亡。”国性是历经数千年的教化与浸渍后形成的代代相传的文化精神,是民族的文化属性,是此民族区别于彼民族的根本标志,也是民族得以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由。

严复关于国性理念,至迟韩愈就已经意识到了。唐代佛教盛行,朝野争先,大有取代中华本土文化之势。韩愈乃作《原道》,说中国有自古相传的文化传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来,承传不绝,韩愈称之为“道统”,如今居然濒临断绝,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命,传道、授业、解惑,奋斗终生。这是韩愈的文化自觉。顾炎武生于明清之际,当时的汉文化,面临被清军剿灭的危险。顾炎武在《日知录》的《正始》篇中警醒民众:要识别“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亡国”只是政权易姓,本位文化依旧,无碍大局;“亡天下”则是政权与本位文化都被颠覆,是亡国灭种。这是顾炎武的文化自觉。

严复完全赞同顾炎武的理念,所以把“国性”视为国家“存立”的根基。严复历数世界上因为国性消灭,而徒存躯壳的古文明,这些国家“虽名存天壤之间,问其国性,无有存者”,“旧之声明文物,斩然无余。夷考其国,虽未易主,盖已真亡。”严复认为,只要国性还在,即使被其他民族征服,也还有复国的希望,就不是“真亡”。严复批评某些反对经典教育的人士:“身为中国人,自侮中国之经,而于蒙养之地,别施手眼,则亡天下之实,公等当之!”人格针对个人而言,国性则针对民族的总体而言。一个民族的发展,首先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这是民族是否具有凝聚力的关键,彼此没有文化认同的民族只能是一盘散沙,无法形成向上的合力,在国势危殆时期,文化认同尤为重要;二是民族整体的文化素质的高下,严复指出,中国经典指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见义不为无勇,终身可为唯恕;称性善,严义利;人当为大丈夫等等的理念,都值得珍视,“凡皆服膺一言,即为人最贵”,对于提升民族素质极为有益,只有民族的总体素质提升了,才能谈及民族的发展。

遗憾的是,近几十年来,由于我国科技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因而把学习西方科技放在学校教育的核心地位,学校的主要工作都围绕于此展开,因而忽略了人格教育的环节,人格教育在所有层次的学校缺席。怎样修身进德,如何诚信为人等基础道德问题,被虚悬一格,若有若无;或者纸上谈兵,落不到实处。中小学只关注升学率,大专院校成了职业技术的教培中心。不少学生说一套,做一套,形成双重人格。天长日久,这种状况势必会引发社会问题。

国性的问题,近代以来始终没有很好解决,需要努力的空间很大。在所谓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便捷,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利于我们向外界学习,同时也会对我们的本位文化造成某种程度消解。这就需要很好培育我们的民族文化,使之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否则,一旦民族成员的文化认同呈散射状态,则民族振兴的话题就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这是属于文化战略层面的任务,尤其不可忽略。此外,民族的总体素质有待提高。一个民族的素质优秀与否,不是空喊口号就能奏效,需要国家长期的投入与规划,目标要具体,方法要得当。鄙见,全面提升国民素质,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任务艰巨,但早抓早主动,晚抓晚主动,不抓则永远被动。